28年前在新疆克拉玛依288个孩子被烧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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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人知道,在1994年12月8日的那个冬天,发生在新疆克拉玛依的那一场巨大灾难。 那天,325人丧身于市中心友谊馆的火海之中,其中有288个是未满18岁的孩子。

  1994年以后的每年12月8日,死难者的家人都会走向距离克拉玛依市区8公里的小西湖墓地,当年丧生的325人中大多数埋葬在这里。

  克拉玛依小西湖墓地,54岁的张永琴的儿子陈伟的墓碑,上面刻着“因公牺牲”。新京报 王申/视觉中国

  墓地东北面独辟一处,几百座坟墓的墓碑上刻着相同的时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每个墓碑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保存得很好,当年孩子的稚嫩依旧,当年孩子的笑容依旧。

  看墓的老伯说:“前几年,每到12月8日,就有几百人一起来祭奠。现在祭奠的人渐渐少了,很多家庭已经生了第二胎。时间这么久了,伤痛总要过去的。”

  他还介绍说:“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但还是没有人把新坟埋在这些孩子周围。这里是那些孩子们的天地。”

  克拉玛依小西湖墓地,刘伟伟(左)和潘艳(右)的墓碑紧紧相连在一起。因两个孩子是关系要好的同班同学,双方父母便将孩子的墓碑修在一起算是给两个孩子结了姻缘,让他们在天堂不孤寂。墓碑紧紧相连,像一堵打不开的大门,阻断了人间和天堂。 新京报王申/视觉中国

  他们都是这座城市里最优秀的孩子,成绩好,听话懂事,朝气蓬勃,充满阳光与活力。

  如果现在都还活着的话,他们可能会成为科学家、工程师,会成为成功的、有出息的好人。会为这个惨淡的世界,增添无数抹亮丽的颜色。

  1994年12月7日,新疆自治区教委“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一行25人到克拉玛依市检查工作。

  12月8日16时,克拉玛依教委组织15所中、小学15个规范班和教师家长等769人在友谊馆为检查团进行文艺汇报演出。

  这是第一个节目最后的造型动作。据了解情况的朋友说,拍完这个画面,摄像机就没电了。当摄象师离开现场赶到礼堂前厅换电池的时候,大火就发生了。

  一切都是从第二个节目《春暖童心》开始,舞台上方的一盏照明灯突然烤燃了附近的纱幕。

  舞台上的火引燃了挂在后幕作背景的多个呼拉圈,由于幕布的阻挡,迅速消耗的氧气使舞台区域内形成了一个高压区,幕布膨胀如气球。

  初二学生金素敏回忆说,我们那阵都站起来了,一个女的站在领导席前面,拿着话筒说让我们不要乱,坐下来,我们就坐下。而班上平时挺调皮的两个男孩子没听她的溜走了,这是金素敏班上惟一两个全身而退的孩子。

  当时坐在后排的苏浩(化名)视野开阔清晰,他这样描述千钧一发之际的所见,“当时领导坐在中间的前几排,在让我们坐下别动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慢慢地往两边散开,从过道慢慢往后走。”(据南方周末《一个轮回后的线年:克拉玛依大火》)

  也就在这个光景,火势迅速蔓延,所有灯光瞬间熄灭。一切都失去控制,没有任何组织,人们在恐惧的驱赶下,凭着本能疯狂地冲向任何一个可能求生的通道。

  最初一批逃生的人成功的由友谊宾馆后排的卷帘门逃出,但断电后不久,原本开着的卷帘门突然掉落下来,而此时其它几个供人逃生的安全门却全都死死关闭着,掌管钥匙的工作人员也不知去向,友谊馆顿时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大火炉,一个充满哀号和惨叫的死亡之馆。

  距离事发现场数百米的克拉玛依消防支队的消防队员接警后赶到了现场,但因为没有相应的准备也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到了现场才发现所带的工具根本不足以打开紧闭的大门。

  克拉玛依电视台的记者在火灾发生后记录了英勇的家长和市民们在友谊馆的外墙窗户上隔着坚固的铁栏杆捣碎玻璃的场面。但他们的举动只能给里面的大火提供更多的氧气,却不能解除孩子们的威胁。

  一直到清理现场时才被推掉的这两扇门在记者1994年12月22日拍摄的时候还被这只没有开启的锁连接着。钢铁铸就的东西已经是这样的面目,闭上眼睛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孩子们那些老师们的血肉之躯在那座炼狱里会是怎样的模样?

  消防队员赶回驻地拿来所需要的工具,几经反复终于打开了紧紧封闭的死亡之门。大门打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象,让一名参与了整个火灾抢救、善后工作的女警察,至今难忘。

  火灾之后友谊馆后排北侧座位的状况。可以看出来,墙体上的软性装饰物及座椅上的软包装均被烧毁。也就是这些东西释放出的有毒气体,让很多学生和老师命丧友谊馆。

  “仅仅看了一眼,只一眼我就差点瘫了下去。大门里面热气腾腾,横七竖八躺着不少人体,一个摞着一个,足有大半个人高,全都是些戴红领巾的孩子,有男有女,有的还在喘息呻吟。在拖出来的女孩儿旁边,已经小山一样堆了二三十具烧焦了的尸体。天已经黑了,整个现场雾气腾腾,烟雾弥漫,人们的影子在呼喊着,奔跑着。”

  “我的面前,两个消防战士正用力从黑烟缭绕火炉般灼热的友谊馆大门处拖出来一个女孩子,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依稀可见她的脸上有很好的妆容,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她的下半身赤裸着已经变成了炭黑色,有浓厚的血水不断往外滴落,而她的胳膊在战士的手中已经整张蜕下皮肤,长长的秀发披在地上一路划过,随风飘舞。”

  克市八小的损失最为惨重,这些年龄最小的小学生坐在离逃生出口最为遥远的前排——领导席的左右两侧,其任务之一是向领导行礼献花,结果100多个孩子大多殒命。

  这张照片上有1994年克拉玛依第八小学三年级二班的大部分学生,照片拍摄于大火发生前几分钟。这个班有43名学生,“12.8”实到42 名。唯一的幸运者是一个女孩,因为当天到校时没有按规定穿着校服而被老师打发回家。这个孩子家境不好,在郊区的家也没有电话,她和她的家人那个晚上甚至都不知道友谊馆那边发生了什么。

  这张图片右面的座椅就是上面照片里三年级二班同学们的座位,左面那片光亮就是礼堂南侧靠近舞台的太平门。那片耀眼的光芒告诉我们外面的自由和宽广,但在大火发生的时候,这扇门是锁死的。

  最大的疑问是当时克拉玛依本地官员全部逃生,但从乌鲁木齐来的自治区官员23人中有17人死亡6人受伤。这个死伤比例,大大超过了这次灾难的平均数。

  有一个家长分析了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省里的领导对地形不熟悉,来不及跑;另外就是他们当时喝酒喝了太多,火灾发生时甚至有的领导完全是睡着的。

  有亲历者称,“让领导先走”这句话确实有,但是在演出开始前说的,主持会议的某人说“演出结束后,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而据长期追踪这一事件的调查记者的说法,“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是谁在什么时间说了这句话,只是个别幸存者回忆提到类似的话”。

  所以,到底是谁提出了“让领导先走”,有没有这回事,目前都还只是各执一词的“罗生门”。

  这五十几户人家有个共同的特征,都是两口之家没有孩子,而且夫妇都在四十岁上下,都提前退休了。

  虽然这些人很少和外界接触,非常沉默,但是后来人们还是很快知道他们就是12·8那场大火的遇难者家属,所以后来在小区里人们对他们有一个很特定的称谓,说他们是12·8的人。

  乌鲁木齐,56岁地史忠福抱着大女儿史玲(右)和小女儿史姗铭(左)的照片。只是,10岁的史玲永远的定格在了烂漫的10岁。大女儿走后,史家夫妇从各方渠道收集大女儿的各种片段,制成光碟,想女儿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只是这些年,他们越来越不敢看,看到女儿像活宝一样的唱歌跳舞,就像一把利剑一样插在了他们的心里。新京报 王申/视觉中国

  乌鲁木齐,54的张永琴看着10岁的儿子陈伟的照片,哭泣起来。她一直在抱怨自己为什么在儿子走的前一天要因为儿子考试成绩不佳而打孩子,她更加怨恨自己的是,出事当天,她为孩子包了一顿孩子最爱吃的韭菜肉的饺子,然后给他穿上一双新的白色旅游鞋送孩子去友谊馆参加演出,一别竟成永远,她总是有这样的幻觉,要是儿子还在,也有27岁了,也该结婚了吧。新京报 王申/视觉中国

  乌鲁木齐,59岁的李惠在注射胰岛素。她94年大火失去了9岁的女儿何欢,5年后因车祸失去了相依为命的丈夫。目前,她一人带着17岁女儿何佳美惠。丧女、丧夫的打击,令李惠头发花白并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一个月2500块的养老金让她捉襟见肘,她只买个头最小的橘子和西红柿。女儿特别的懂事,她主动放弃了考取高中的机会,上了幼教的中专,她想早一点工作帮母亲分担。新京报 王申/视觉中国

  乌鲁木齐,55岁的田学英想着再次生育遭受的痛苦就泪流不止。由于遭受了丧女的巨大打击,田学英内分泌紊乱,没有了例假,为了生孩子,40岁的她在北京、廊坊、成都看过病,怀孕6个月的时候就开始住院,在手术台上大出血,差点死在手术台上。大年三十的时候,别人都回家了,她一人在医院住院。田学英离了婚,她现在一人带着艰难生下来的女儿。田学英对自己这16年得生活就说了一个字:累。新京报 王申/视觉中国

  乌鲁木齐,59岁的唐玉英拉着6岁丫头小甜(化名)的手。小甜是唐玉英从亲戚那里保养的孩子,小甜喊唐玉英奶奶。她说,丫头养大了,可能我也不在了。新京报 王申/视觉中国

  和唐玉英同样的是,12·8的人大都再次生育或者抱养了孩子,由于和孩子的年龄悬殊过大,不了解情况的外人往往会以为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生活。

  12·8的人见到了外人问起大多会主动说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少数人会带有些语气的说晚婚,这是我孩子。

  在乌鲁木齐的明园医院,病人和医生们常常会听到在一楼拐角处的那间病房里会传出阵阵的歌声,这歌声时不常地在医院响起,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十几年里,歌声从一个稚嫩的小女孩的声音,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性的声音,而且这种歌声好像已经成了医院里的背景音乐,大家都习以为常了。

  唱歌的人叫杨柳,是克拉玛依火灾中烧伤最厉害的孩子,全身的皮肤几乎都被烧坏,属于一级伤残,能活下来被很多人称为奇迹。她曾经是全市著名的小明星,弹一手好钢琴。

  2013年,32岁的杨柳,依稀可见她当日的美丽。大大的眼睛上是烧伤后层层的褶皱,高高的鼻梁末端被火狠狠地拧了一下,下巴烧坏的皮肤凸起,像括号一样围着她的嘴巴。只有嘴唇,依然鲜润,还有她的嗓音,清澈雀跃。

  她和一直在医院里陪伴她的退休的父母,还有在大火之后出生的妹妹始终住在一楼拐角的房间里,一家人在十几年里很少回克拉玛依的家,实际上那个家已经空了十几年,杨柳说这么长的时间之后,他们真的不知道究竟哪里是家了。

  在大火中受伤最重的杨柳望着她的妹妹。她曾是闻名克拉玛依的小歌星。可这12年来,她全部的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南方周末记者翁洹/摄

  13岁以前,她是一个天才,闻名克拉玛依的小歌星,10岁时就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为特训班学生;13岁时,她是一个英雄,她留下来找到三个小伙伴,带他们离开,结果走在最后的杨柳被热浪扑到;13岁以后,她是一个被逐渐遗忘的人。

  杨柳这双曾经在钢琴键上飞舞的手,和妹妹的小手一起轻轻弹拨的情景,催人泪下。南方周末记者翁洹/摄

  不到半年,杨柳做了25次手术,“当时她全身皮肤溃烂不能穿衣服,就赤身裸体地站起来练习走路。”

  重新学走路,重新学写字,重新学会用被烧坏的眼睛看书看报,只有原来的音乐天赋没有被大火夺去。

  活下来的杨柳就这么坚定地成长,28年无比漫长的路途,在她的心里,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祖国的城市像天上的星河,明亮的星星一颗连着一颗,星河里闪烁着克拉玛依,我爱克拉玛依,克拉玛依爱我……”

  这首28年前在友谊馆没有机会献唱的歌,这些年里杨柳经常唱起。唱歌的时候,那张布满疤痕的脸仍然能漾出微笑。

  在如今的克拉玛依,穿过灯火辉煌的街道,猛然间有一座白色的建筑突兀地立在面前。

  1997年的时候,克拉玛依打算炸掉友谊馆,建“人民广场”。但很多市民提出抗议,后来这个计划稍做改动,把友谊馆的前门整修、刷白之后保留了下来,其他的建筑还是炸毁了。至今,人民广场没有任何关于那场火灾的说明。

  保留下来的友谊馆二楼,如今是个乒乓球训练基地。放学时间,这里又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一切恍若隔世。